董一菲介绍，我国对虐待儿童和老人有着严格的禁止性规定，法律法规包括刑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等。如：刑法第260条之一规定了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：对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患病的人、残疾人等负有监护、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、看护的人，情节恶劣的，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：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以不同程度的罚款和拘留。由此可见，我国保护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在立法上并不缺位。

但随着近年来保姆虐待儿童的恶性事件的频发，社会上增设“虐童罪”的呼声也越来越高。那么，设置单独的虐待儿童罪是有必要的吗？董一菲表示，在我国增设专门的虐待儿童罪似无必要。原因在于我国现有法律已经有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，该罪已经包括了未成年人，如果再设置一个虐童罪，与现有的刑法条款似有重复。当务之急在于，通过修改现行刑法中关于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的相关条文，再辅之以相应的司法解释。比如，目前与侵害儿童入罪有关的“标准”亟待改变。认定儿童生理伤害的标准应该低于成年人。同样的伤害对儿童带来的痛苦程度是高于成人的，如果对儿童的伤害认定标准和成年人一样，对儿童而言是不公平的。司法机关还应该重视儿童被侵害案件中的“心理伤害”。儿童遭受的心理伤害往往比生理伤害更持久、更难愈合。目前司法实践中，相关行为往往得不到合理的法律评价。因此，在认定儿童是否受到虐待时，要充分考虑到对儿童心理的戕害，以区别于成年人。

王峰认为，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足以打击保姆虐待儿童、老人的违法行为。虐待行为的客观表现为肉体上的摧残与精神上的折磨，如殴打、冻饿、侮辱、咒骂、讽刺等。其主观上表现为有意识地对被害人进行肉体与精神上的摧残、折磨。司法实践中，该罪的受害者大多数为无行为能力、限制行为能力人，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表达，所以才给了施虐者可乘之机。所以，要完善相关的司法解释，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入罪标准。在该罪的界定标准中，应重违法行为本身，而不能偏重于损害后果。被虐待者多为年幼、年老、重病者，无法及时表现出被虐待的不利后果，若偏重于以损害后果定罪会让很多违法行为逃脱法律的制裁。所以，在司法实践中，只要嫌疑人故意实施了虐待行为，对被监护、看护人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，就应当以虐待被监护、看护人罪处理。